1933年，丁玲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漂泊，与她的第二任丈夫冯达搬进了位于公共租界昆山花园路7号的一间房子。这座房子不仅是他们婚姻的新起点，也象征着他们爱情的开始。然而南宁股票配资公司，正是这段婚姻的开始，最终也成了他们感情逐渐冷淡的预兆。
丁玲与冯达的相识始于1931年，那时她正处于情感上的孤独期。冯雪峰曾告诉她，她需要一个爱人，而冯达恰好在此时出现，丁玲自然接受了冯达的追求。这段感情起初并非激情四射，丁玲在《魍魉世界》中如此描绘冯达：“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。他没有热，也没有光，也不能吸引我，但他不吓唬我，不惊动我……慢慢生活下来，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。”从她的话语中不难看出，冯达并非她心目中的理想型，但冯达的“安静”和“平凡”却令她产生了深深的依赖。
然而，丁玲并未预料到，这种平稳的生活方式只能持续三年。当他们搬进花园路7号不到五个月后，冯达便带着特务闯入了他们的家，打破了这一切的宁静。
那一天，丁玲早上去正风学院参加文艺小组的会议，而冯达则外出拜访两位通讯员。二人早已察觉到特务开始盯上他们，因此在出发之前，约定好若到中午12点还未回家，另一方就应立刻离开并通知其他同志。丁玲按时回到家中，然而冯达却依然未归。就在她准备按照约定联络同志时，《真话报》的总编辑潘梓年来访，导致她延迟了一个小时。中午一时许，特务闯入了他们的家，将丁玲和潘梓年一同抓捕。
展开剩余71%当丁玲看到特务中有冯达的身影时，心中的震惊转瞬即逝，愤怒和痛苦一涌而上。她大声斥责冯达：“是你把我出卖了！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！”冯达试图解释，但丁玲一时愤怒至极，难以冷静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与思考，丁玲最终认为冯达可能有难言之隐，因此选择了原谅他。夫妻俩的关系在此时似乎暂时恢复了原状。
然而，冯达的选择却让这段关系彻底破裂。国民党曾几次要求丁玲为他们写文章、露面，但她坚决拒绝。然而，冯达却接受了国民党的拉拢，甘心为其工作。丁玲对此十分愤怒，认为冯达的软弱让她无法忍受，认为他背叛了她和他们共同的信仰。1936年，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，丁玲终于逃脱了困境，并带着她两岁的女儿离开了冯达。她因冯达的背叛，愤而让女儿跟随她姓丁。当女儿长大后询问父亲是谁时，丁玲冷冷地回答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，他死了。”因此，蒋祖慧一直不知自己父亲是谁。
直到1975年，丁玲经历过许多磨难，终于回到山西长治，一家人得以团聚。当晚，丁玲紧紧抱着女儿，向她揭开了关于冯达的所有往事。那时，国内正处于十年运动的特殊时期，蒋祖慧无法打听到父亲冯达的下落。直到运动结束后，蒋祖慧才从朋友处得知冯达在台湾再婚，并有了两个女儿。后来，冯达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去了美国，而冯达则独自生活在台湾。
不久后，蒋祖慧与父亲取得了联系。她曾提议冯达来大陆团聚，然而冯达在回信中写道：“为见我亲爱的女儿，天涯海角我都去，但我绝对不能去大陆任何地方，因为我十分知道我自己是怎样的人，你再读冰之会议文章会明白的。”他信中的“冰之”指的正是丁玲。冯达内心深处愧对丁玲，更愧对党组织，因此不愿意回国。
1986年，丁玲去世，冯达得知噩耗后悲痛不已。在给女儿的信中，他写道：“我确实相信有一天，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献花礼拜。”然而，这个愿望终究未能实现。1990年，冯达在台湾去世，临终时，他将这个唯一的遗愿告诉了妻子。一年后，冯达的妻子捧着鲜花，来到了丁玲的墓前，代替冯达完成了这份遗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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